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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4日晚，北外上海校友会全球直播会议第十一期如约与大家相聚线上。本期会议聚焦做公益的苦与乐这个热门话题，由00级法语系校友周明明主持，88级西语系校友文清、96级西语系校友李慧、96级法语系校友宋勇和08级欧语校友沈达意作为嘉宾分享了自己在做公益过程中的感动与收获、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案等方面的经验。
嘉宾与主持人
本期回顾
做公益的苦与乐
01四位嘉宾的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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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我是北外西语系88级的校友，现在是一个世界强的企业资格培训师，负责企业培训、团建和带教等内容，比较注重企业文化这一块，包括文化艺术、教育，公益，环保，亲子还有志愿者的项目。做公益的经历其实起始于我的孩子，当时大概是孩子幼升小的时候，我们去帕劳旅游，在帕劳的太平洋海豚中心我们遇到一位就是日本的大学生国际志愿者，他利用暑假的时间自愿到这里来做动植物保护者，这给了我和我女儿以启发，回来以后我们就在不断地践行公益和志愿者这样的活动，像在年汶川地震时，孩子义卖了自己的画来为灾区筹集善款。每年暑假我们会在上海给自闭症孩子排演音乐剧，已经十几年了，许多媒体诸如《新民晚报》都有报道。孩子在这些项目中也得到锻炼，被提名“全国最美中学生”，入选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对孩子成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惠：我是北外西语系96级的校友，我接触公益的机会也比较偶然，当时我在上海的领馆工作，上海各国驻沪领馆有个领事夫人团，在每年的圣诞节新年期间，会举办慈善义卖活动，并将收入所得捐赠给上海市福利院等慈善机构。因为工作关系，当时我每年都会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在02年的时候，我陪同我工作领馆的总领事夫人和当时墨西哥妇女儿童联合会的会长和上海市妇女儿童联合会会长交流，并参观了青浦儿童福利院。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参与圣诞义卖的时候，对慈善和公益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认识，去青浦参观儿童福利院后，我有机会深入地沟通交谈，才对公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年春天，我了解到台湾民间组织在柬埔寨暹粒的一个公益项目，当时我对海外公益项目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就抽出三天时间去参与了这个项目。暹粒是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市，在那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肤色的旅游者和一流的旅游服务设施。但就在市中心二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发现完全另外一个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你如果看到那里的小孩有鞋穿的话，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公益项目是志愿者利用旅游的机会，给当地的贫困地区孩子带去药品和医疗服务。看到孩子们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对他人的善意，眼里闪动的热切令我当时特别感动。在那之后我曾经试图发起组织公益旅行项目，但由于众多原因没有成功。但对于公益践行，却一直没有放弃。我后来作为志愿者长期服务过上海的两家公益机构，现在我在一所IB国际学校工作，IB的课程设置里本来就包含社区服务的内容。社区服务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锻炼学生的领导力，通过社区服务践行可以让孩子们拥有地球公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让孩子们相信个人的努力虽然渺小但仍然可以对身处的社区乃至人类社会产生正向影响。
宋勇：我是北外96级法语的校友，现在有一个做定制西装的创业公司和一些管理咨询。我跟公益具体的连接点是从去年开始的，我的一个老朋友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忧道基金会，协助面对他们在转型方面遇到的困境。忧道基金会名源于《论语·卫灵公》中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发起人是澳大利亚人，十几年前看到上海有很多农民工子弟的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时，因而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来做线下的活动为他们提供书籍、周末娱乐和活动场所。但现在面临的困境首先是上海的农民工子弟已经越来越少，帮扶对象在减少，其次是去年以来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导致募捐渠道的受阻。来到这里也是想汲取大家的经验，给我从组织的视角去处理基金会现在的困境提供启发。
沈达意：我是08级欧语系校友，现在杭州从事国际教育相关工作。我的公益启蒙就是在北外，那时候04年，我大一去社团竞聘的时候，就直接选择了红会，当时我对红会非常感兴趣，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献血，当时的印象里红会就是组织献血的，加上那时候看的一些小说比如《许三观卖血记》，对我的震撼也是蛮大的，知道我们国家血液供应缺口这么一个情况。加入红会后，我在这个组织里面服务了三年，参加了包括临终关怀、献血服务和艾滋病宣传等活动。毕业以后我回到了杭州，13年的时候去美国读了一个国际教育的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教育的公平性的议题，借此接触了一些DC的NGO组织，对公益服务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15年回到杭州，我加入了一个针对青少年做研学旅行的旅行社。今年我带的团是贵州支教团，去了贵州三个小学。贵州的黎平县和杭州市下城区区政府是一个帮扶关系，这些年来下城区区政府向黎平县提供医生、教师以及公务员去挂职锻炼。我所在的这种公司，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比如针对性捐助。那里贫穷到孩子只能直接用手捧水龙头放出来的水喝，所以我们给他们买了杯子。我们还看到他们的床铺没有床垫，贵州冬天非常冷，所以我们自费购置了30床被褥。那边女生也很多，因为重男轻女的现象，导致不生到男孩子不止，为此我们启动了“山凤凰”计划，帮助失学女童复学。我想讲的是公益行动中的针对性问题，我们不一定要给钱，给钱可能面临许多问题，给资源和物品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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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有没有觉得办公益真难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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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在之前我提到的柬埔寨公益旅行，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从当地获取某一种感受、经验和愉悦的体验；与此同时，旅行者通过某种公益行为，给当地社区以回馈。我特别认可这样的理念。我尝试在上海推广这一项目，但最终发现愿意买单的人很少。大家对同一件事情的想法和角度不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
宋勇：首先我先说一下我在买单上也会有问题，从组织运营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大概能把它分成三个模块，一边是募资，一边是项目开发和实施，还有一边日常的运营，三个角缺一不可。我们相对比较幸运的是从一开始，创始伙伴的管理比较精细。举个例子，组织里只有1.5个全职的，也就是发工资只有1.5个人，非常精简。同时我们每个月我们要召开月度会，像公司一样在运作，每个月我们还要看现金流表，做财务预测，凡是你觉得在一个正规公司里能看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相对应的。其次做的比较好的是注重对募资的管理。那所谓的0.5个人，其实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募资，利用他个人的人脉，与金主们保持一定的关系和联系。
我觉得从我去年加入以来比较大的贡献是找项目。之前提到，上海地区已经基本找不到农民工子弟支援的项目，我们也不可能改变方向，背离我们的能力范围和职责使命，所以还是聚焦在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这个环节。后来机缘巧合，借北外云南校友会成立之机，认识了在大理市鹤庆县挂职副县长的北外老师。过去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如果外地没有一个特别可靠，有责任心同时又能调动当地的社会资源来接洽，帮助筛选项目，那么这项目肯定很难落地。他正好在当地分管教育，很容易动员当地人，他本人也很热心，最后选定了少数民族贫困乡六合乡作为项目地，随后我们对这个项目做了定向募捐。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开发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前面达意提到的物资利用问题，你捐了很多的物资过去，但因为当地没有实际的接待和消化能力，导致很多设备闲置或者没有发挥当初设想的作用。
沈达意：我遇到的问题倒不是政府对接的问题，政府对接我这边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派驻到贵州的干部，他们都是从事在一线的医生教师，他们非常欢迎我们过去，我们寄去的东西，他们会第一时间去签收，并且做记录公示。
我碰到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家很多民众对于国家机构的信任不足，比如说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不被信任，很多人宁可把钱捐给韩红的机构，或者壹基金也不想捐给红十字会，那么信任究竟是怎么丢失的，丢失了之后要如何去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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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国内公益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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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外企和外国学校或者是在外国留过学的这些家长的理念，对志愿者和公益的观念比较成熟。但是我带教的很多中国的学生志愿者，发现中国教育下的孩子对于当志愿者花自己时间去帮助别人没有概念。中国教育下的孩子相对自私自利一点，展现出来的竞争性比较强。当然现在的状况好很多，首先国内做公益者的素质是相对提高很多，而且从国外回来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
其次是企业，比如外企，已经有很成熟的公益经验。但是国企、民企、私企、甚至央企，做公益的经验还不是特别足，但是他们有一些强大的资源，也有意愿，出于推广企业形象的需要，或者通过公益的捐助来免税的需要，企业公益也在快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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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公益需求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政府做的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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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达意：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局限性，像贵州，人口少，山多，资源缺乏，这就是为什么杭州市下城区政府会派驻一些医生、教师和公务员去提升当地整体的一个服务质量。西部地区一直是比较贫困的，有它的自然因素，有它历史因素，有它的客观条件。
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扶贫是他们的任务，有相关的考核指标，现在的精准扶贫非常细致。但是当地的人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这些，比如说每个村户都有一只鸡一只鸭可以养，领来之后，你去吃了它还是真的去养它，取决于个人观念，有些人可能就是吃掉它，也不想去养它。每个都是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幸福的自由，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我觉得不应当去苛责政府怎么样，这个不现实。对我们来说公益还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去发动自己身边的人，与政府的扶贫形成互补。
李惠：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做公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