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并不服从优秀戏剧的规则：重大的转变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在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模式逐渐消逝并最终解体。

那是地理大发现的年代，世界变成了全球性的；学者和哲人构想出新的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人们重新发现了古代的经典著作、对它们作了批判性的评估和前所未有的吹捧；延续千余年的拉丁基督教统一体瓦解了；作为人民生活的基本框架的国家的兴起，引发了关于治国术、集体身份、风俗和法律的探讨。

在这个时期之内，传统世界观的很多因素依然存在，而广泛的变革又重绘了世界图景。当时的历史学家渐次觉察到了这些变迁。一开始，他们无法想象同中世纪历史观分离的全面的历史观，而只是简单地将每个变革及相应的领悟融入历时已久的中世纪基督教史学模式中。然而到18世纪，这种逐步的适应最终让位于新的方法，后者试图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之中追寻宏大层次上的意义。

一切历史皆从属于神圣历史，这是尤西比乌和哲罗姆式的基督教世界史的真正核心的标志，但在年以后，这个核心逐渐受到威胁。虽说某些麻烦的年代学难题在技术上比较好解决，但整个世界及众多民族的发现却是另一回事。当基督教史学家们协助日耳曼人融入罗马世界时，当他们在解释日耳曼人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东扩中扮演重要角色时，他们处理的实际上是相同的问题。然而，全球整体世界提出了一些范围更大也更深刻的难题。对那些简单地将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分离开的作者来说，在探索撰写世界史的恰当途径时体验到的困难更为严峻了。在寻找统一性原则时，他们尝试过地理论、循环论、各民族的比较分析，甚至还有大一统的未来理想。直到18世纪，进步主义理论家们才终结了世俗史学家的这一实践历程。然而，基督教的世界史仍需继续探索。年代学的修正。相对来说，自从阿菲利加努斯和尤西比乌以来，作为人类救赎场域的时间一直是重要的